紅巖鑄魂 薪火相傳 ——紅軍大學在天全的紅色征程與時代回響

今天，我們站在雅安市天全縣仁義鎮紅巖壩這片紅色土地上，仿佛仍能聽見八十多年前的號角聲聲，看見那群身著軍裝、懷揣理想的紅軍將士，在戰火紛飛中執著求學的身影。這里，曾矗立著一所特殊的大學——中國工農紅軍大學。它雖沒有巍峨的校舍，沒有完備的教具，卻以“紅爐”為喻，在長征的艱難歲月中，為革命鍛造出一批批鋼鐵脊梁。今天，讓我們循著歷史的足跡，重溫天全紅軍大學那段波瀾壯闊的紅色歲月，感悟它穿越時空的精神力量。

建制沿革：烽火中遷徙的革命搖籃

紅軍大學的誕生與發展，始終與長征的烽火緊密相連。1935年10月，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，由朱德、劉伯承同志提議，經紅軍總部批準，紅四方面軍以原干部隊為基礎，在卓木碉（今阿壩州馬爾康市松崗）正式組建紅軍大學 。這所誕生于戰火中的軍事院校，從一開始就肩負著“培養革命骨干、鞏固紅軍力量”的歷史使命。

然而，當時的革命形勢異常嚴峻，紅軍面臨著敵人的圍追堵截，辦學地點不得不隨軍事行動靈活遷移。1935年11月，南下紅軍右縱隊攻克天全縣城，為紅軍大學提供了相對穩定的辦學環境。同年12月5日，紅軍大學正式遷至天全縣仁義鎮紅巖壩，開啟了在這片土地上的辦學歷程 。在紅巖壩的兩個多月里，紅軍大學完成了主要教學計劃，還根據革命需要增設了新的教學單位，成為其辦學史上的重要階段。1936年2月中旬，隨著軍事形勢的變化，紅軍大學撤離天全，繼續隨軍北上，最終于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與其他方面軍的紅軍學校合并，編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，延續著為革命育才的使命 。

從天全紅巖壩到甘肅會寧，紅軍大學的遷徙之路，是長征精神的生動寫照。它在動蕩中堅守，在遷徙中發展，用流動的課堂詮釋著“革命不止、學習不輟”的堅定信念，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批關鍵人才。

辦學背景：危難時刻的戰略抉擇

紅軍大學選址天全、扎根紅巖壩，既是革命形勢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歷史發展的戰略抉擇。1935年，紅軍長征進入關鍵階段，紅四方面軍南下途中，面臨著多重嚴峻挑戰：一方面，敵人的圍追堵截從未停歇，百丈關戰斗等一系列戰役讓紅軍傷亡較大，急需補充軍政素質過硬的指揮人才；另一方面，紅軍隊伍中部分指戰員的軍事技能、政治理論水平有待提升，難以適應復雜的作戰環境和革命形勢。

天全的地理與群眾基礎，為紅軍大學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辦學條件。這里地處川康邊境，山高林密，便于開展隱蔽教學和軍事訓練；更重要的是，此前中央紅軍經過天全時，以嚴明的紀律、愛護百姓的行動贏得了當地群眾的衷心擁護。當紅軍大學進駐紅巖壩時，鄉親們主動騰房借屋，協助解決住房、課堂和馬圈等問題，為辦學提供了堅實的群眾保障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紅軍大學在天全的創辦，成為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。它不是單純的“辦學”，而是紅軍在危難時刻“自我提升、自我革新”的關鍵行動——通過集中培訓干部，提高全軍的軍政素質和管理能力，為后續的北上抗日、革命勝利奠定堅實基礎。正如劉伯承校長所言：“越是艱難險阻，越要抓好學習，革命的勝利離不開有文化、懂軍事、明方向的骨干力量。”

機構設置：精干高效的革命育才體系

紅軍大學在天全期間，形成了一套精干高效、權責明晰的機構設置，充分體現了“務實管用、服務革命”的辦學理念。學校領導班子陣容強大，由劉伯承兼任校長，何畏任政治委員，張宗遜任教育長，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，張際春任宣傳部部長，郭天民任教育科長，匯聚了一批軍政兼備的優秀人才。這些領導同志既有豐富的作戰經驗，又有深厚的理論素養，為學校的教學和管理提供了堅強保障。

在教學單位設置上，紅軍大學根據學員層次和革命需求，精準劃分教學模塊：起初設立高級指揮科、上級指揮科和上級政治科三大核心科室。高級指揮科由張宗遜兼任科長，學員為軍、師一級干部，共30余人，學制3個月，重點培養戰略指揮人才；上級指揮科科長為曹里懷，上級政治科科長為李井泉，兩科學員均為團、營一級干部，共300余人，學制同樣為3個月，側重培養戰術指揮和政治工作骨干 。

1936年1月，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，學校又增設政治連，由皮定均任連長，黃志勇任指導員，侯正果任支部書記，學員多為各軍抽調的支部書記和少數排長，學制延長至半年，重點強化基層政治工作能力。此外，根據軍事需求，學校還曾抽調班、排、連干部組成附屬步兵學校，分設步、騎、炮、工、輜等兵種，編為3個營，加上行政干部和教職員工，全校總人數達1500多人。

這樣的機構設置，層次分明、針對性強，既覆蓋了從高級指揮到基層骨干的全鏈條人才培養，又兼顧了軍事指揮與政治工作的雙重需求，形成了“上下銜接、軍政并舉”的育才體系，為高效開展教學工作提供了組織保障。

教育教學：知行合一的革命課堂

在天全紅巖壩，紅軍大學創造了一套“理論聯系實際、戰學緊密結合”的教學模式，書寫了革命教育的傳奇。劉伯承校長親自制定了“理論聯系實際，全面培養干部”的教育方針，確立了“教員講課多示范，學員學習多操練”的教學方法，核心就是“需要什么，學什么”“缺什么，補什么”，讓教學完全服務于革命戰爭的實際需求 。

教學內容上，學校構建了軍事、政治、文化“三位一體”的課程體系，兼顧實用性與系統性。軍事課緊密結合長征作戰特點，重點講授平地戰、河川戰、隘路戰、麻雀戰等戰術，以及打騎兵、架設橋梁、雪地行軍、草地宿營等實戰技能；政治課聚焦革命方向，開設中國革命史、馬克思主義理論常識、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民族政策等課程，著力強化學員的革命信仰和政治覺悟；文化課則針對學員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的現狀，從識字寫字、算術常識教起，為學員學習軍事、政治理論打下基礎，正如劉伯承校長強調的：“文化是一切學習的入門，是其他學習的一把鑰匙，沒有文化什么也學不成” 。

教學方式上，紅軍大學徹底打破傳統模式，生動活潑、靈活多樣。沒有固定校舍，鄉親們的院落、村頭的曬場、河邊的沙灘都成了課堂；沒有桌椅教具，學員們就席地而坐，用樹枝在地上演算，用沙盤模擬戰場態勢，用木質手榴彈練習投擲，用木棒代替步槍操練刺殺。每天天不亮，紅巖壩的沙壩頭和河壩就熱鬧起來，學員們分批次出操、打靶、練刺殺、騎馬跑操、翻杠架，到處是龍騰虎躍的訓練場景；工兵學員不顧嚴寒，沿河練習架設提兜子橋，既提升了實戰技能，又方便了群眾往來，贏得了鄉親們的廣泛贊譽。課堂上，教員們一邊在黑板上寫寫畫畫，一邊結合實戰案例細致講解，學員們則圍繞戰術戰法、革命理論展開熱烈討論，形成了“教學相長、學以致用”的良好氛圍。

校園活動：紅爐中淬煉革命信仰

除了緊張的教學訓練，紅軍大學在天全期間還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校園活動，讓革命信仰在潛移默化中扎根，讓學習生活充滿活力。最具代表性的，便是校部創辦的《紅爐》壁報和高級指揮科學員創辦的《戰火》墻報 。

劉伯承校長親自為《紅爐》壁報書寫刊頭并題詞：“我們學校是一個紅爐，我們學習軍事、政治、文化，以及向一切惡劣環境作斗爭，克服一切困難，就要在這個‘紅爐’中來鍛煉。堅強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紅的爐火中鍛煉出來。”這一題詞，既是對紅軍大學辦學理念的生動詮釋，也是對全體學員的殷切期望 。在天全的兩個多月里，《紅爐》壁報共出版17期，起初為四開張油印，后改為冊子形式，內容涵蓋教學心得、革命感悟、戰斗故事等，成為學員們交流思想、分享經驗的重要平臺。高級指揮科的學員們則利用課余時間創辦《戰火》墻報，3個月內共出刊9期，真實記錄了學員們的學習收獲和革命情懷，得到了劉伯承校長的高度稱贊。

此外，學校還經常組織學習比賽、軍事表演等活動，讓學員們在競技中提升本領、在交流中共同進步 。休息時間，學員們或圍在壁報前討論交流，或在墻壁上書寫紅軍標語宣傳革命思想，或向當地鄉親們宣講革命道理、拉家常；文化水平較低的學員，還主動向識字的鄉親請教，認真記錄聽課內容，展現出強烈的求知欲和上進心。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校園生活，更凝聚了人心、錘煉了意志，讓紅軍大學真正成為“淬煉革命信仰的紅爐”。

與此同時，學員們始終堅守紅軍紀律，與當地群眾結下了深厚情誼。他們不拿群眾一針一線，主動幫助鄉親們干農活、做家務，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，依然盡力為群眾排憂解難。這種“軍民魚水一家親”的場景，成為紅巖壩最溫暖的紅色記憶，也讓革命思想在群眾中深深扎根。

辦學成效：紅巖壩走出的革命骨干

雖然紅軍大學在天全僅辦學兩個多月，但成效卓著，為革命培養了一大批棟梁之材，成為名副其實的“干部搖籃”。在天全期間，高級指揮科、上級指揮科和上級政治科的300余名學員基本完成了3個月的教學計劃，政治連的學員也開啟了系統學習，他們帶著在紅巖壩學到的軍事技能、政治理論和革命信仰，重新奔赴革命戰場 。

從這所“流動的大學”走出的學員，后來大多成為中國革命、建設、改革的中堅力量。陳伯鈞、彭紹輝、皮定均、李井泉、曹里懷、黃志勇等一批杰出將領，都曾在天全紅軍大學擔任領導職務或接受培訓，他們帶著在紅巖壩淬煉的意志和本領，在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中屢立戰功，為新中國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。更多的普通學員回到部隊后，成為基層指揮和政治工作的骨干，他們把在紅軍大學學到的知識技能運用到實戰中，有效提升了部隊的戰斗力和凝聚力，為紅軍后續的北上抗日、勝利會師提供了有力支撐。

此外，紅軍大學在天全的辦學實踐，也為革命教育積累了寶貴經驗。“理論聯系實際”的教學方針、“戰學結合”的教學模式、“官兵一致”的管理理念，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要作用，更為后來的抗日軍政大學等革命院校提供了借鑒，影響深遠。同時，學校通過宣傳革命思想、開展群眾工作，在天全大地播下了紅色種子，讓革命理念深入人心，為當地后續的革命斗爭奠定了群眾基礎。

歷史意義：穿越時空的精神豐碑

紅軍大學在天全的辦學歷程，雖歷時短暫，卻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，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。

它是長征路上的“人才引擎”，在革命最艱難的時刻，為紅軍培養了一批批軍政兼備的骨干力量，有效解決了紅軍面臨的人才短缺問題，為紅軍的發展壯大和革命的最終勝利提供了關鍵支撐。這所“流動的大學”用實際行動證明，即使在戰火紛飛、條件艱苦的環境下，只要堅持辦學、重視人才，革命事業就有源源不斷的動力。

它是革命教育的“創新典范”，紅軍大學打破傳統教育模式，堅持“理論聯系實際、戰學緊密結合”，創造了一套適應革命戰爭需要的教育體系。從課程設置到教學方法，從機構設置到校園文化，無不體現著“務實管用、服務革命”的理念，為中國革命教育事業積累了寶貴經驗，也為新時代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深刻啟示。

它是軍民團結的“生動見證”，紅軍大學在天全辦學期間，得到了當地群眾的全力支持，鄉親們騰房借屋、提供幫助，與學員們結下了深厚情誼；學員們嚴守紀律、愛護群眾，用實際行動詮釋了“軍民魚水情”。這種軍民團結、生死與共的精神，成為紅軍戰勝一切困難的重要法寶，也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
更重要的是，它鑄就了穿越時空的“紅巖精神”——在艱難困苦中堅守理想、執著求學的求知精神；立足實際、學以致用的務實精神；軍民同心、團結奮斗的協作精神；不怕犧牲、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。這些精神不僅激勵著當年的紅軍將士奮勇前行，更成為新時代我們砥礪奮進的強大動力。

八十余載歲月流轉，紅巖壩的烽火早已散盡，但紅軍大學留下的紅色印記和精神財富，卻永遠鐫刻在這片土地上。今天，我們重溫這段歷史，不僅是為了緬懷先烈、銘記過往，更是為了傳承精神、開創未來。

當前，我們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。紅軍大學在天全期間展現出的求知精神、務實精神、協作精神和革命精神，正是我們應對挑戰、攻堅克難的寶貴財富。讓我們以紅軍大學的革命先輩為榜樣，堅定理想信念，強化使命擔當，以“擠”和“鉆”的精神刻苦學習，以務實肯干的作風干事創業，以團結協作的力量凝聚共識，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勇毅前行。

讓我們銘記紅巖壩上的紅色歲月，讓紅軍大學的精神薪火相傳，激勵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。（天全縣關工委 高慶云）